1920年2月23日，曲阜衍圣公府，军警林立，省长与将军同时坐镇，颜、曾、孟三氏奉祀官无一人敢缺席。如此阵势只为等一个婴儿的降世。
此时，婴儿的父亲30代衍圣公孔令贻已去世3个多月。婴儿的母亲临产之时虽出现难产，但有惊无险，最终，婴儿平安降临。
圣人香火的延续，不仅在当时的曲阜，就是在全国都是一件备受瞩目的大事。然而，天不遂人愿。第30代衍圣公孔令贻（1872-1919）虽然先后娶孙氏、丰氏，但都未生一子，决定续娶陶文潽（1870-1930）。陶氏为孔府生下的一子，在三岁时不幸夭亡。随后，陶氏再也未能生育。
此时，孔令贻已过中年，眼看膝下无一子一女，甚为焦虑。为了能延续圣人香火，不得不继续娶妻纳妾。这次，他选中了陶氏身边的贴身丫环王宝翠。
王宝翠，一个河北遵化贫苦农民家的女儿，从小被卖给陶家做丫头，甚至“宝翠”的名字都是陶家给取的。宝翠虽为丫头，但温顺、知礼、端庄。当她长到十六七岁时，全身散发出少女的气息与活力，彻底迷倒了陶家的两位公子。一夫可娶二女，但一女难嫁二夫，况且还是亲兄弟。为了得到王宝翠，陶氏两兄弟虽未走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但也将家里闹得鸡犬不宁。最为痛心的莫过于陶母。当时，陶家五小姐（即陶文潽）已嫁到曲阜孔家。为了解决两个儿子之间的纠纷，陶母决定让女儿将王宝翠带到孔府。就这样，王宝翠一直作为贴身丫鬟陪在陶氏身边。
这一年，她被43岁的孔令贻填房做了姨太太。王宝翠的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孔家延续香火。王宝翠很争气，5年之中，她为孔府诞下两个女儿：孔德齐（1915-1940）和孔德懋（1917-2021）。
但这也招致了曾经的主子陶氏的嫉恨。孔德懋晚年曾在回忆录《孔府内宅轶事》中这样写道：
那陶氏在北京她的娘家时，就一贯对我母亲打骂虐待，来到孔府当上诰命一品夫人后脾气更大。我母亲被收房后，因为父亲对母亲感情很好，陶氏的凶残暴虐更达到了空前程度。在寒冬腊月，在父亲离开曲阜以后，常常命母亲全身脱光，跪在地上，用皮鞭抽。她有一种专用来打母亲的皮鞭，一根半尺长的木柄，头上并排钉着好几条皮鞭，拿着木柄抽一下，身上出现好多条鞭痕，陶氏就拿着这鞭子抽我母亲，直到她自己精疲力尽为止，还要母亲给她磕头致谢。母亲逆来顺受，从不反抗。我的父亲经常在外，陶氏在孔府任意折磨我的母亲，没有一个人敢管。就是在母亲怀孕期间也照样打骂。
有时候，陶氏什么也不为，好象只是做为一门必修课似的来打我的母亲。听说有一次她要去济南，把一切都准备好以后，想想还有什么没做呢？想起来了，还得打一顿宝翠。接着把我母亲叫进来，进来后，她只说两个字“跪下！”就开始毒打。打完后，她才去上火车。
有位彭祖奶奶是我祖母娘家的亲戚，她为人很正直，也敢说话，陶氏多少还有些怵她，每当这位老奶奶来孔府住亲戚，我母亲挨打就少些，陶氏打她的时候，内宅老妈妈就悄悄把彭祖奶奶请来。
在亲戚和本家中看见过我母亲的人很少，在平时，孔府内的红白喜庆，本家的应酬来往，我的母亲不但从不出头，而且就是近支本家的女眷来到孔府内宅拜望时，陶氏也从不许我母亲见人。我母亲到孔府十多年，几乎是从没见过亲戚本家们。
内宅老妈妈们，象王妈妈、金妈妈、朱妈妈，张妈妈……对我母亲很好，很疼爱她，亲切地叫她宝姑娘，象对自己女儿一样。每当我母亲挨打受骂后，老妈妈总要趁着陶氏不在时来劝慰一番。陶氏对我母亲的这些事，也只有内宅的这几位老妈妈知道，内宅外的几百名仆人和十二府的本家们是不清楚的，时间久了，风言风语地有些耳闻，也有信的，也有不信的。
1919年，王宝翠再次怀孕。丈夫孔令贻并没能时刻陪在身边。那一年10月，他的岳父陶式鋆突然病逝。接到讣电后，孔令贻匆匆赶往北京吊唁。却不想突生背疽，从发病到去世，不到一个月。
五个月后的11月8日，孔令贻在北京的官邸太仆寺街圣公府病逝。临死之前，孔令贻念念不忘王宝翠肚子里的孩子，在给大总统徐世昌（1855-1939）的遗呈中他写道：
令贻年近五旬，尚无子嗣，幸今年侧室王氏怀孕，现已五月有余。倘可生男，自当嗣为衍圣公，以符定例。如或生女，再当由族众共同酌议相当承继之人，以重宗祀。
孔令贻在给大总统和末代皇帝溥仪的遗呈中都写明王宝翠已怀孕五月，倘若生男自当继承公爵封号。那么王氏是否确实怀孕？内务部要求孔府开具一系列证明呈报省长公署转部备案，对于父亲的遗呈方可照准，于是孔府族长孔兴环、族人孔祥棣、孔令照、孔令誉（1871-？）、孔令侯、中医刘梦瀛（1874~1943）、曲阜的周公后裔、颜子后裔乃至德国医生等人出具的证明。这些证明一致确认，孔令贻侧室王宝翠确系怀孕五月有余。
紧接着就是生男生女带来的衍圣公继承权问题：如果这个遗腹子仍是女孩，公爵的世袭封号就要由同族近支商议另举一个相当的人来继承，那么陶氏和孔德齐、孔德懋姐妹就要搬出孔府，陶氏也就结束“衍圣公夫人”的地位。由此，孔氏族人开始了一场紧张的争嗣战，大宗户、汶上户、南宗户纷纷登场，各不相让。最后经过斡旋调解，最后达成协议：王宝翠如生男孩，则继承衍圣公爵位；如生女孩，衍圣公的继承权由最近支的南五府的孔德冏（1911-1979）继承。
那时孔令贻的灵柩刚运回不久，停放在内宅的前上房，王宝翠就在前上房后面的前堂楼分娩。产房里中国医生、外国医生都有，主要接生的还是一位旧式的“老娘婆”——孔府当差陈占魁的母亲。为了防止用“狸猫换太子”的手法偷换婴儿，和防止其他意外，北洋政府派军队包围了产房，孔府内外到处设岗，还由一个将军在孔府内宅坐镇。临产前孔府本家中所有的女性长者都集中到孔府来“监产”。孔府大门前排满了轿车，山东省政府里也派了官员来。
为了确保“衍圣公夫人”的名分，陶氏在产房外烧香叩头，祈求“圣人”下降。为了迎接“圣人”，陶氏命人将孔府所有门户层层打开，从内宅一直开到孔府大门，甚至连威严的重光门也不例外地打开了，并且在门上挂上了弓箭。
一切正如陶氏与孔府上下期待的一样，王氏生下了一名男婴，这就是后来的末代衍圣公孔德成（1920-2008）。
曲阜沸腾了，城内鸣礼炮十二响，此后全城鞭炮响彻云霄。孔府族长立刻电函大总统、国务总理、内务部长、山东省长、京兆尹……：
先衍圣公令贻之妾王氏遗腹，已于二月二十三日即夏历正月初四日己时产一男，大小咸安。”
然而这一切的尊荣，与王宝翠没有任何关系，当男婴降世的那一刻，就被抱走，她连看一眼亲生儿子的机会也没有。仅仅17天后，这个年仅25岁的女子就因产褥热去世。此时，大女儿德齐才五岁，二女儿德懋二岁，姐弟三人从此失去了亲生母亲。
王宝翠虽为孔家生育三个孩子，最终只落得孔林角落里的一堆黄土，连墓碑也没有。
我常常想起我的母亲，她做孩子的时候离开了母亲，而做了母亲的时候又离开了孩子。逃荒、被卖、挨打、毒死，这就是她一生的道路！一个善良、美丽、聪明的农家女儿的道路。
偌大的孔府几百号人，真正的主人只有四人：陶氏与孔家三姐弟。随着三姐弟年龄越来越大，每当三人去母亲坟头祭拜时，都会长时间默默地待在那里。三人会根据母亲遗留的照片，脑补母亲生前的形象。他们虽与陶氏生活在一起，但丝毫谈不上母子与母女之间的感情。在他们心里，感受最深的是，姐弟之间感情极其深厚。这世界上也只有他们三个是亲人。
三姐妹生活在孔府的内宅之中，对外人来说，这是个与外界隔绝的神秘之地，犹如北京皇宫中的后宫。孔府上下数百名仆人中，也只有十几人可以进入。内门之上曾贴有这样一条谕告：“圣府内事关重要，无论任何人不得擅自入内，如有违犯轻者司察处，重者定予严惩不贷。”
三姐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渐渐长大的。吃饭、睡觉、读书、游戏，三姐弟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三人虽有珍珠、翡翠、玛瑙、金子之类的珍宝可玩，但童年时代唯一的一件玩具还是仆人用木头给钉的一辆两只羊拉的小平板车。没有布娃娃玩，就用后花园的野草和秫秸扎成小人玩。孔府的天与地就是他们心中的天与地。对于外面的世界，三姐妹几乎一无所知。
随着大姐孔德齐渐渐到了婚嫁的年龄，三姐弟在一起的时光慢慢减少。北京的冯家被选定为德齐的婆家。
冯氏家长，是清朝著名书法家冯恕（1867-1948）。在北京曾流传着“无匾不恕”的口碑，张一元茶庄、同和居饭庄等处的牌匾，均为冯恕的手笔。不仅如此，冯恕还曾出任海军部高官。德齐要嫁的，就是冯恕的小儿子冯大可。这一场看似门当户对的婚姻，却成为德齐悲惨命运的开始。
在德齐出嫁的数百抬嫁妆中，头一抬就是孔府的无价珍宝。一个像写字台一样大的楷木如意，上面精工雕刻着文王百子图：一百个小孩，相貌姿态各异，形象生动逼真，在中间的是周文王，一百个小孩是他的一百个儿子。如意本是吉祥如意的象征，幸福的象征，但德齐的婚姻却恰恰相反，没有丝毫的幸福感，甚至凄惨无比。
德齐出嫁时，孔府跟去两个人，一个是男仆吴建文，还有一个女仆——后来这个女仆被冯家打发回来了。之后，大姐每次从北京回孔府，只有吴建文跟着伺候。三十年代，在北京，暖水瓶与暖水袋在大户人家已经很普遍。但当德齐从北京将这些看似普通的物品带回孔府后，却成了稀罕物。孔府里的人竟然从未见过暖水瓶，甚至为好奇，不用火还能保温。这个暖水瓶也成为孔府中的第一个暖水瓶。
之后，德齐每次回家都是神色忧郁、沉默寡言，没有一点当年三姐妹在一起时那种无忧无虑的风采。每当弟弟与妹妹问她在北京的生活如何，她什么也不说。那是一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年代，嫁出去的姑娘得认命。德齐认命，而她的命运自然与丈夫息息相关。
冯大可是个纨绔子弟，虽已结婚，但整天在外面花天酒地，寻花问柳。当身上的钱花光之后，就会向大姐索要嫁妆钱。当时北京富家子弟经常开汽车炫耀，丈夫也不甘落后。由于开车技术太差，撞在了电线杆上，把满嘴的牙都撞掉了，不得不换了一口牙。即使这样，以男人为天的德齐还是纵容丈夫的穷奢极欲。当自己的嫁妆被丈夫挥霍得所剩无几时，为了满足丈夫金钱上的需要，每次回到孔府，总要带些金银回去。她又怕别人知道了笑话，都交给仆人吴建文带在身上。
弟弟德成与妹妹德懋都已懂事，从吴建文那里知道大姐与丈夫的关系后，怕大姐难过，都不敢再提起她的丈夫，大姐的伤痛，她不愿提，也无人敢问。
之后，德懋也远嫁北京。两姐妹恰巧都在北京西城，大姐在羊肉胡同，二妹住在太仆寺街，两地相距不远。太仆寺街的柯家与羊肉胡同的冯家背景与家世都相当不俗。德懋的公爹是历史学家，清史馆馆长，溥仪的老师柯劭忞（1848-1933）。柯劭忞在溥仪登基时曾任毓庆宫行走，与大总统徐世昌是换帖兄弟。徐世昌还将自己的孙女嫁给柯劭忞的孙子，两家结为姻亲。柯家的女人也非平凡女子。柯劭忞的夫人吴芝芳是清代著名散文家吴汝纶（1840-1903）的女儿，极擅诗词。她的姐姐吴芝瑛（1867-1933）也是博学多才，并与秋瑾女侠是好友。当年，秋瑾被杀害后，就是闺蜜吴芝英冒险前往收的尸体。
柯劭忞家有三子，老大柯昌泗（1899-1952），老二柯昌济（1902-1990），都是著名的甲骨文字学家。小儿子柯昌汾就是孔德懋的丈夫，他最受家人宠爱，却也最不成器。
孔德懋曾回忆自己离开孔府的情形“上车的时候，我穿着一件粉红色旗袍，旗袍下摆绣着一只大凤凰，告别了亲人和家乡，告别了我的朝夕相处的骨肉兄弟，挥泪远去北京。”当时，小弟德成含泪对二姐说道：“你和大姐都走了，府里就剩我一人了。”姐弟相处十几年，一朝别离，心中顿生无限伤感。此后，孔德成为自己起了个字“孑余”，意为孤独一人，无限寂寞。
二妹德懋嫁到北京后，与大姐德齐相距不远。两姐妹相聚，自然欣喜无比，但想到夫妻的关系，又不大愿说丈夫的坏话，有时两姐妹只能默默对坐。当年，二妹德懋不甚明白大姐德齐的忧郁与伤感，直到自己的出嫁后，才深有体会。自己与丈夫柯昌汾婚后生活并不美满。丈夫经常贪婪地向她索取钱财，有时甚至会粗暴地对她。作为孔府的二小姐，德懋从小只知以礼待人，任由丈夫欺辱，而默不作声。此时，德懋的乳母王妈妈实在看不下去，毫无惧色地为德懋据理力争。后果可想而知，最终，王妈妈只能被迫离开柯家，但心里一直惦念着二小姐。
后来，德懋随丈夫柯昌汾前往天津。但不久，她接到北京发来的紧急电报，大姐病危。当德懋动身回到北京，大姐已经昏迷不醒。北京四大名医孔伯华诊断后，开了些药离开了。德懋端着熬好的药汤，红肿着眼睛，要给大姐喂药，但大姐已经难以下咽。最终，大姐挣扎着醒来，用尽全力，气息依然微弱地说了四个字“不用喂了”。随后，大姐嘴角微动，想继续开口说，却已无力出声，只能用哀伤的眼睛看着床前的二妹，眼角边挂着一滴泪珠，匆匆走完了二十五年的人生路。每当德懋回忆起大姐离世之时，总会颤抖地说道“那情景历历在目，使人心碎，令人肠断。”
大姐停止呼吸后，嘴唇和手指甲皆呈黑色，与服毒征兆相似。生活的不如意让大姐的心，痛到极点，选择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自认为唯有如此方能解脱。
婚后，德懋虽与大姐的同样遭遇不幸福的婚姻，但她把委屈当作生活，使自己继续活下去，活到了10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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